吴忠的城市起源及其历史变迁

一、“城”的释义及起源

二、宁夏北部(吴忠)的城市起源

1.富平----宁夏北部（吴忠）的城市起源

2.灵州----吴忠城市格局的形成与奠定

三、吴忠的历史沿革与变迁

一、“城”的释义及起源

“城”是形声字，从土，从成。“成”意为“百分之百”、“完全”。“土”指阜堆。“土”与“成”联合起来表示“完全用土垒筑的墙圈”、“百分之百的土筑墙圈”。因此，“城”的本义是指：城邑的防卫性墙圈，内者称城，外者称郭。其作用既有对外的防御性，也有对内的保护性。所以，《墨子.七患》云：“城者，可以自守也”；《谷梁传.隐公七年》云：“城为保民为之也”；《说文解字》云：“城，所以盛民也”； 《孟子.公孙丑下》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后引申为有城垣环卫之都邑。《诗经.瞻卬》有云：“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又引申为筑城。《诗经.出车》之“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是此意。后来，城又与“市”连用，组合为“城市”。市字之本义，乃聚集货物进行买卖。《易.系辞下》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后引申为交易场所。《战国策.秦策一》有云：“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因市多在城内，也可用以代表城邑。《汉书.梅福传》有云：“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城”“市”二字连用，最早见于《韩非子.爱民》，有“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之语。于正史中最早出处为《后汉书.法雄传》，有“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民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之语。杜甫《征夫》，有“街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之句。城市也可专指城中之市。宋人张俞有《蚕妇》诗：“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便是专指城中市场而言。随着历史发展，城与市的功能联系日趋紧密，作为城最初本义的城墙多已不存，即使存在亦早已不是城市外围边界，市的地位和作用却直线飙升，更加突出强化；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距离也越来越近。到如今，城市的定义也变为“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并成为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的地方”。

城市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更是文明的载体。马克思指出，城市“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美国人类学家基辛父子认为：“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社会学》，陆学艺主编，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P222）；巴格比（Philip Bagby）认为文明是那种“在城市里发现的文化”，或者是这么一种文化：“在其中，城市被发现了”。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也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结构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文字记载一类的发明创造，如图书馆、档案保存处、学校、大学等等，就属于城市最典型的和最古老的成就之一”（《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P33）

在哲学意义上，文明、城市、国家的起源几乎是同一概念的研究，是研究人类群体如何逐渐分层的、社会化的。在国外，关于城市起源的观点，虽然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不外四大模式，即：生态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和政治军事模式。

生态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论是水利理论说（Hydraulic Theory），代表人物是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年）。魏特夫认为，许多城市出现于依靠灌溉和能控制固定洪水泛滥的农业区域。特别是那些半干旱的气候地区更是如此。魏特夫认为精心构建的灌溉工程需要新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的集中的分工协作、栽培的精耕细作。反过来，这些需求将促进了职业专门化分工、社会组织的积聚以及在剩余农产品基础上的人口增长与积聚，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水利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农业革命、特殊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的集体协作。这种解释遭到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变化是必然的，即使不是水利社会也是如此；有人怀疑在应对大规模水利灌溉时，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否是必需的；还有人指出并不是全部的早期城市（包括中美洲的一些城市）都依靠大规模的灌溉起源的

人口压力说（Population Pressures）也属于生态模式，代表人物是丹麦著名女经济学家伊斯特·博塞若普（Ester Boserup，1910-1999年）。博塞若普认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和因狩猎与采集而造成的野生食物的越来越少——狩猎和采集在先前比较低的工作量是可以提供适当的生存水平的——使得社会向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转变。不过，究竟是食物的增长引起了人口密度的增长还是人口密度引起了食物的增长，难证明两者之间究竟是谁决定谁的。在某些情况下，人口增长压力或许会打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迫使一些人移民到环境比较恶劣的边缘农业地区。这种局势或许会促使早期农业在技术上和实践上的突破，或者促进非农业活动的建立，比如贸易、防卫或宗教活动的建立，这一切就进一步支撑了城市的发展。

经济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论是剩余农产品说。（Agricultural Surplus），代表人物是柴尔德（V. Gordon Childe，1892-1957年）、伍雷（Sir Leonard Woolley，1880-1960年）。这些考古学家认为农产品的剩余是城市产生的重要因素。早期农耕者所生产的食物越来越丰富，不仅能满足个体家庭所需，而且能满足逐渐增加的、定居人口所需。农业产品的剩余需要行政管理者把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在城市中。需要新的、分层的社会结构和机构去分配资源管理的权力、征收贡赋、征收税收、处理财产所有权、管理物品的正式交换等等。精英群体促进着城市的发展，因为他们使用他们的财富来建造宫殿、竞技场和纪念碑来炫耀他们的权力与地位。建造这些建筑物也需要那些非农业性的专业化职业，比如工匠、机械和管理等等。

贸易需求说（Trading Requirements）也属于经济模式，代表人物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年）。雅各布斯注意到，很多城市中心是围绕着市场建立起来的，就把城市的起源解释为主要作为长途贸易的功能。大规模贸易网络系统的参与需要系统地管理物品的正规交换，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组织机构的集中发展。不断增加的职业分工和经济竞争也促进了越来越快的城市发展。不太清楚的是，贸易在多大程度上是城市发展的原因和结果。

文化模式主要代表理论是宗教原因说（Religious Causes），代表人物是瑞典历史学家斯乔伯格（Gideon Sjoberg）。斯乔伯格认为，庙宇以及其他宗教建筑的存在反映出宗教在早期城市中人们对宗教的重视。他认为宗教精英分子对祭坛牺牲的控制，就被赋予了经济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让这个群体影响社会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最初城市的发展。像宗教这样固执的社会机构必定会强化社会组织中的变化。

政治军事模式代表理论是防卫需求说（Defense Needs），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这些理论家认为城市起源于居住在一起人们的安全防卫需要。魏特夫也指出，全面的防卫系统是必需的，以防备对价值很高的灌溉系统的破坏。虽然存在着广泛的城墙证据和其他防卫系统的证据，但并不是早期城市都有防卫系统的。就像保罗·惠特利所承认的，即使防卫不必是城市进化的初始动因，但“军事或许对城市发展的强化有着特殊意义的贡献，这包括为防卫目的进行的殖民和促进了职业的分工”。

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实际，对城市起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有四说。

一种是“防御说”。《吴越春秋》有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前已述及，过去的皆有城墙，且大多不止一重，因而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皇帝高官居之，外城则居住平民百姓。建筑城郭的主要目的防御外敌侵犯。同时兼有防御水患之意义，这是从军事和安全角度阐释城市起源。

第二种是“集市说”。此说突出“市”的功能，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们手里有了多余的农业畜牧业产品，需要集市进行交换，后逐渐固定，聚集者越来越多，就先有“市”，后来将周围建墙围起，便又有“城”，则城市就此形成。这是从经济学角度阐释城市起源。

第三种是“分工说”。认为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者需要场所进行生产和交换。所以城市应运而生。这是从社会学角度阐释城市起源。

第四种是“庙宇说”。认为如果没有对权威的尊重、对某种场所的依附及对他人权力的服从，城市就不可能存在。能够使远比一个家族更大的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就是宗教崇拜。比如中东地区伊教城市就是靠宗教场所的出现发展而来。先有庙宇，然后拱卫之而出现其他设施，包括市场、居所，再筑城，这便是“庙宇说”。是从宗教学角度解释城市的出现。以上四种理论都有事实依据，但城市的出现与发展往往是以上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居住方式上已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前农业化时代，人类由居无定所、散若星辰的存在方式发展到使用半永久性居舍，并小规模聚合，最终过渡到定居于乡村聚落；第二次大的变动是在农业化时代，固定城市的出现，城市设施不断完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次是在工业化时代，城市星罗棋布，城市化浪潮势不可挡，居住于城市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主流。

以考古发掘所得到的实物证据为依据，学术界普遍接受关于“第一批城市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于西亚地区，以双支河流域中下游最为集中”的观点。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则形成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左右。而我国有考古发掘证明的最早城市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前1700 年，属较为晚近者。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对产生条件有客观方面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有充足的水源。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管仲曾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在《管子.乘马》中，他明确指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近地利。”就是说，凡营造国都，不建在大山之下，也一定要建在大河的近旁。高的地方不可近于干旱地区，以保证用水的充足；低的地方不可近于水洼地带，以节省沟堤的修筑。一定要依靠自然资源，凭借地势之利建设城市。 管子阐明了建设国都，建设城市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历史上建设城市经验的总结。只要打开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城市大都建在江河之畔，湖泊之侧，或者是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其二，交通条件亦属十分重要的因素。货物交换、市场运作离不开运输，而运输效率则明显受制于地理因素。所以城市或建立于平原开阔地带，或依山而建，但有通路与外界联系，大型城市必是交通枢纽，四通八达。其三，周边地区物产状况。城市人口多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周边人口提供。所以周边物产状况直接决定了城市是否能够存在，和其存在规模，发展极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对城市产生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人，城市便会变为死城而消失。城市周边地区的人口和城内人口要在合理比例的范围之内。人口的稠密度决定乡村能否养活城市。当然，生产力越发达，科学技术越先进，人类克服客观困难的能力越强，人类建立城市所受上述某种因素制约的程度就会越小。但人类也绝非万能，因为克服自然因素的过程无疑会增加成本，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近则承受不起经济的压力，远则招致大自然的惩罚。

二、吴忠的城市起源

宁夏北部，即宁夏沿黄两岸平原，包括今银川、吴忠、中卫以及石嘴山四个地级市。

其中，吴忠是宁夏的腹地，又是宁夏沿黄城市带的核心地段。他的地理位置在牛首山下、紧靠黄河，其地势有高有低，坡降合理：高处不近于干旱地带；低处不近于水洼沼泽；水源充足，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也十分便利；早在三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早在一万年前，当地居民就已有了农耕文明的萌芽——具有建城的最佳条件。而历史事实也已证明：吴忠是中央王朝在宁夏沿黄城市带城建历史最悠久、开发最早、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城市。它的城市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1.富平——宁夏北部的城市起源

在秦汉时期，还没有“黄河”的名称。那时的人们，因为视野的缘故，常常分段给黄河命名。比如，流经宁夏的黄河，就有“上河”、“下河”、“西河”等名称。其中，流经吴忠的黄河，一出青铜峡，便别络分流：主流北注----从今唐渠口向北，经青铜峡市莲湖、七十二连湖、贺兰增岗、银川西湖到贺兰常信乡再向东北，在陶乐西南与支流汇合，古人将这段黄河命名为“西河”；支流向东----也是从今唐渠口，沿吴忠东南山边子经黄沙窝海子、灵武狼皮子梁、大泉、安家湖、马场湖向北，至陶乐南(或曰沿关马湖、巴浪湖、灵武沈家湖、安家湖、马场湖，至陶乐南)与黄河主流汇合，古人将这条支流命名为“东枝”、“枝津”。这样，就在主河道“西河”与支流“东枝”、“枝津”中间形成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洲渚、岛屿。这个洲渚，南北长90公里，东西30 公里，总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吴忠利通辖境的近4倍，从今青铜峡市莲湖、永宁增岗以东、吴忠和灵武东山边子以西的广大地区都是其范围，包括今青铜峡、吴忠、灵武以及永宁、银川、贺兰一部分在内的吴灵青引黄灌区和银川灌区的—部分。其中心地带就是吴忠平原！这样大的一个洲渚，在黄河流域独一无二。由于它的面积巨大，以至于“西河”和“东枝”的水无论如何都不能淹没它，好像有灵似的，“随水高下”----水涨洲涨，水落洲落----“未尝沦没”，遂成为“天下奇观”。当时的人们便给它起了两个好听的名字：“灵洲”和“河奇”。说到灵洲、河奇，不能不提一提名噪一时的“河奇苑”。

秦汉时期，灵洲一带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史书上说它“畜牧为天下饶”；汉官府在西北养马30万匹，其中在河东“灵洲”地面上就设置了两个大型官办养马场，一个叫“河奇苑”，一个叫“号非苑”，专门饲养战马，以供朝廷边防之需。“河奇苑”的具体地址非常清楚，就在河中洲渚北端，即今银川附近；“号非苑”具体地址不详，但在河奇苑附近无疑。由于当时战争频仍，仅靠官府养马，显然不能满足需要。汉武帝曾令当地老百姓也要发展畜牧，由官府贷给母马，以繁殖马匹，三年后归还，利息什一，即只交１０％的利息，“以充入新秦中”。史书描述当时的情景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很是富足。

——这个神奇而又美丽的地方，就是生成宁夏北部历史的地理基础。

三、中央王朝在宁夏北部设置最早的县——富平

公元前221年(秦嬴政二十六 年)，秦国先后消灭了韩、魏、楚、燕、赵、齐等六国，统一了中原地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他自己也便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皇帝----始皇帝。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于公元前214年(始皇嬴政三十三年)，派大将蒙恬带30万大军向北击溃当时盘踞在内蒙古、宁夏和陕西北部的匈奴贵族，并将他们向北驱逐了数十里。同时在黄河沿线设置了44座县城(一说33座县城)，作为防守匈奴南侵的屏障。其中，设在今宁夏境内的有富平县及浑怀障、神泉障等。浑怀障址在今灵武市北黄河边上的兵沟，神泉障约在吴忠西南青铜峡附近，而富平县就在今吴忠境内。据郦道元《水经注》所记，古代吴忠境内的富平城址有两个：—为秦富平城，一为汉富平城。秦富平县城址约在今吴忠市区与金积镇之间，而汉富平城则在今金积与关马湖附近。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对关马湖汉墓群进行过发掘，出土了以陶、铜、铁、铅锡、玉石、琉璃、骨等为质地的各类文物300余件（套）。其中—组陶制庭院模型引起专家学者极大注意。该组模型由庭院建筑群和配置其中的伎乐俑、餐饮器、灯台、禽畜等70余件（套）陶制器物构成。器物皆彩绘并运用多种制作技法，这组庭院模型保存完整，从器物特征及其摆放位置来看，是一座典型的东汉庄园式建筑。主体建筑皆依据当时的房屋形制结构，按一定比例缩小后制成，房屋结构严紧、布局紧凑，说明东汉时期吴忠地区庭院式楼阁建筑艺术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形制、结构为研究吴忠地区汉代建筑风格和布局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采用了写实的艺术手法，对墓主人生前所用的生活器皿、家禽家畜、娱乐生活场景等进行了惟妙惟效的地模拟再现，成为汉代宁夏北部地区富足的庄园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

富平县城，本来在宁夏北部（吴忠）的地面上。后来，因为这里连续三次爆发了震撼朝廷的三次羌族大起义，富平县连同当地的老百姓也数次迁徙到外地“寄理”。头一次（111年）迁出后，在外“寄理”了18年又迁了回来（129年）；第二次（139年）迁出后，在外“寄理”了46 年，于185年准备迁回原地，但刚走到彭原(今甘肃庆阳附近)，便走不动了，于是暂时落脚于此。后来，由于东汉末年各地群雄并起，在彭原也待不住了，于是，在西晋初年，富平又从彭原第三次迁徙，落脚到陕西省的怀德，这就是今天的陕西富平县。

四、宁夏北部延续历史最悠久的郡县----灵州(灵武郡)

富平是中央王朝在宁夏设置最早的县（公元前214年设置）；灵州、灵武是宁夏大地上延续历史最悠久的郡县（公元前191年至今）。

灵州是根据“灵洲”（即“河奇”）一名而来：先有“灵洲”，后有“灵州”；“灵州”是个行政建制，而“灵洲”则是黄河上的一个洲渚，先是个地理单位，后才成为行政单位。唐代大学问家颜师古说：“水中可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洲，又曰河奇”。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汉中央政府便在这块神奇而丰饶的土地上，设置一县，其名称就叫“灵州”。

秦汉时期的灵州，仅是一个县级单位。之所以取“州”字，并不表示级别，而只是用了“洲”的谐音。后来，随着战略地位的提高，灵州的行政级别也逐步提高。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对全国的行政建制进行了较大改变，先是“并省诸州”，随后又把州改为郡，实行郡辖县，行政建制为郡、县两级。当时，全国共设置郡190个，县1255个，灵州便被改为灵武郡。这个灵武郡与附近的灵武县同名，但不是同—个地方。当时的灵武郡辖回乐县、灵武县、鸣沙县、温池县、安乐州……县，相当于现在的省或大军区。

唐朝初年仍沿袭隋朝的体制。到了武德元年（618年）又改灵武郡为灵州，并置都督府。贞观元年（627年）将灵州都督府改属关内道，属京畿地区，由京官遥领。天宝元年（742年）又改为灵武郡。这样，灵州(灵武郡)的级别越来越高，地位越来越重要，某些方面类似今天的深圳特区。到了唐末五代，丝绸之路改道，灵州(灵武)大道成为丝绸之路的主干，灵州也成为交通枢纽，是当时仅次于长安的国际商贸大都会。

到了明朝初年，由于黄河水泛滥，原来建在吴忠境内的灵州城“被河水冲激崩圮”，被迫“三迁其址”，最后落脚在“沙山西、大河东，”也就是今天的灵武市。”

又过了若干年，在原灵州故城附近修建了枣园堡(今早元)和吴忠堡(址在今吴忠西湖菜市场)。而灵州故城，随着岁月的流失、历史的变迁，也—步步淡出人们的记忆，只留下“古城”的名字任人猜想和凭吊……

这里，有必要对“灵州”和“灵武”的关系再说几句。

在西汉时期，宁夏地面上既有灵州县，又有灵武县，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前面已经说过，灵州设在今吴忠境内，其名称因“灵洲” 而得；灵武县设在今黄河以西的邵岗附近，这里因临近贺兰山灵武谷口，所以就以谷名城，叫“灵武”。据文献记载，西汉时的灵武谷，到西夏时称灵武山，明代至今皆称灵武口(民间讹为“柳木高”)，具体地址在青铜峡双山南、玉泉营西，有谷道可越贺兰山。这个“灵武”在王莽时被改为“威戎亭”，东汉时废弃。到了隋朝仁寿元年（601年），又在今陶乐西南、灵武西北另外设置了一个新灵武，但存在时间不久，随即又迁到“胡地城”，也叫“典农城”，就是东汉时期废弃了的西汉灵武县旧址(今邵刚、玉泉营附近)。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的体制改革中，“灵州”的建置被撤销，改为“灵武郡”。自此以后，“灵州”才又有了 “灵武”的名称，也才有了后来唐肃宗在“灵武”（即灵武郡，也就是灵州，址在今吴忠）即位的故事。同时，河西的灵武县仍然存在，这是不可混淆的。

五、宁夏北部最具民族特色的城市----赫连果城、白口骝、薄骨律镇

很多人都知道唐代诗人韦蟾的两句诗：“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那末，这个“果园”的具体位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今天的吴忠！

古代吴忠在宋代（含宋代）以前一直是宁夏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上演了许多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在这些话剧中，就有一出是由赫连勃勃上演的。赫连勃勃是匈奴左贤王刘卫辰的儿子。因刘卫辰曾在公元365年被前秦苻坚封为“夏阳公”，所以在公元407年，当赫连勃勃自称“天王”时，便以“大夏”为国号，建都统万（今陕西横山西北白城子），宁夏全境是其势力范围。自此以后，宁夏才有“夏”这个称号。赫连勃勃雄武一生，但也不忘文治，在连年征战之余，曾在今银川附近修建丽子园，即后来北魏时的怀远城；在今吴忠修建果园城，即以后北魏时之“薄骨律镇”。

“果园成”和“果园城”是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果园城”，就是因“果园成”而得名，即先在这里种植果木树，使其蔚然成林后,再修城池，城因果园而名。北魏郦道元在作《水经注》时，还曾见到“桑果余林，仍列洲上”的美景。这里还要消除一个误解，即以为唐诗人韦蟾的“贺兰山下果园成”之“成”是别字，有些人（如一些新闻媒体）曾仅据臆测便擅自将各种文献都写作“贺兰山下果园成”的“成”字改为“城”。其实这是不对的，也是很不严肃的。“果园成”即“成果园”。韦蟾的诗意是：贺兰山下果木树蔚然成林，这里在很早以前就有“塞上江南”这个美称了。由此可见，“塞上江南”不是指一个城池----“果园城”，而是指整个地区——贺兰山下“成为果园的那一带地方”，即古灵州平原。

在赫连勃勃时代，果园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白口骝”。“白口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白马。《水经注》说：“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 在今人看来，用死马为城市取名不可思议。其实这是对古代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缺乏了解所至。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有一个习俗：以白马为崇拜对象，他们在每一次重大庆典活动举办之时，常以杀白马为祭，这在文献上是有记载的。前些年发现的贺兰山岩画对此也有反映。在贺兰山之贺兰口，有一块巨石上凿有一幅岩画，专家根据其内容，命名为“祭祀图”。画面上有七个人领、或是巫师。人前有一匹马，是献给神灵的牺牲白马。这就印证了中国古史上记载古代连臂起舞，每个人头上都有光圈，表明七个人不是普通的牧民。他们或是部落首北方少数民族崇尚白色，并有杀白马祭祀神灵的习俗。据专家考证，凡是岩画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古代少数民族最崇拜的地方。赫连氏能把修建在“河奇--灵洲”洲渚上的果园城命名为“白口骝”，说明他们对这个神奇的地方的崇拜，也可能，他们曾在此以白马为祭，搞过大型的庆典（祭祀）活动亦未可知。赫连氏入主吴忠（古代之灵州）后，“以五方之氏各有其姓，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公元430年，北魏灭大夏，据有了宁夏，自然也据有了吴忠。北魏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一个政权。拓跋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游牧民族，与赫连氏本属同族，“胡人谓父为鲜卑，母为铁弗”，这是鲜卑、铁弗两姓的来历。赫连氏本姓铁弗。在他自称“天子”之后，“自谓帝王者为天之子，遂改其姓为赫连氏，言其徽赫与天连也”，这是“铁弗”变“赫连”的来历。

由于灵洲是北魏防御柔然（蠕蠕）南下的边防重地，因此，北魏在夺取灵州不久，即太延二年（436年），在此设立了薄骨律镇。 “薄骨律”是“白口骝”的音转。“镇”是军政合一的建置，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北魏初期，对边防军镇特别重视。皇帝亲自挑选最有名望和才能的人任各镇长官，不但官阶可以上升，而且还享受免除租赋的特别优惠政策。所以，当时的各类人才，都特别愿意到军镇去服务。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北魏任名将刁雍为薄骨律镇将（即军政长官），对当时吴忠乃至宁夏地区的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六、吴忠历史上的民族家园----普乐郡、回乐县

“和为贵”与“和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既是一种哲学原则，又是一种社会理想。当然，在旧中国，这只是—种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前人没有为此奋斗过。事实恰恰相反，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为实现“和谐社会”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吴忠地面上曾经出现过的富平、灵洲、灵州、灵武、西平等地名，都是人们祈求和平、安宁与富裕的“和为贵”、“和谐社会”思想的地理折射。而普乐郡、回乐县，更是吴忠历史上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产物，标志着吴忠古代先民对和谐社会的新追求，是“民族乐园”理想的典型反映。

“普乐”，即普天安乐之义。用它作地名，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安居乐业生活的普遍向往和追求。

一般史籍认为，普乐郡始建于北周。如《隋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就说“后周又置普乐郡”。其实，在北魏，就已有了“普乐”的称谓了。有学者认为：“普乐”系“薄骨律”的音转并取汉义。《北齐书.刘丰传》卷二十七记载：北魏末期，有个叫破六韩拔陵（有的史书译为“破落汗拔陵”）的，在沃野镇（今内蒙乌拉特旗南）发动起义，波及灵州。当时，普乐(薄骨律镇)人刘丰因为守城有功，被升为普乐郡太守。这就是明证。

普乐郡始建于北魏，郡治在回乐县（今吴忠），领回乐、鸣沙（今中宁县鸣沙镇）两县。是那个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与象征。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历了200余年的军阀混战和社会大动乱，人民饱尝了战争的深重苦难和痛苦，迫切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吴忠人民亦然。北魏在取得了中原政权以后，顺应民意，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发展生产的措施。在吴忠地区，也兴修水利、移民屯垦、安置少数民族、惩治恶吏、发展交通等。比如刁雍在薄骨律镇（今吴忠），修建新渠，将艾山（今牛首山）废渠疏浚一通，与新渠相连，同时在河中适当地段修建迎水坝，既省人力、物力，又提高了灌溉效益；刁雍又打造船只300艘，发展水上运输，将60万斛粮食，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全部运往沃野；同时还修建粮仓，储粮屯垦，魏太武帝将其命名为“刁公城”以示嘉奖；薄骨律镇副将封津是个贪官，大肆贪污受贿，压榨百姓，声名狼藉，百姓极为憎恶，太武帝得奏后予以严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又施行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政策，很得人心。如：太武帝始光七年（430年），将降附的敕勒族3万余户安置到吴忠一带；到魏献文帝时，又将降附的柔然族万余家安置到薄骨律镇（吴忠）和高平（固原）；公元495年左右，高车（敕勒别称）一部又投归北魏，被安置在高平镇。这样，中原地带出现了“五胡内迁”，边鄙地区也出现了各民族杂居，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和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时期大大前进了一步。以安置少数民族出名的“普乐郡”、“安乐川”(今韦州)、“达乐山”、“乐山”(今罗山)等地名在这一个时期相继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正反映了人民企盼安居乐业的愿望和当时已经发生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现实，是中华文明“和为贵”与“和谐社会”思想的地理折射。普乐郡的建置，一直延续到隋开皇三年（583 年）始废。

回乐县的设置比普乐郡稍晚。一种说法是回乐始置于西魏大统元年，即公元535年。但《隋书.地理志》说：“回乐，后周置，带普乐郡”。《太平寰宇记》说：“回乐县，本汉富平县地，属北地郡……后周置，枕黄河。”须提请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后周”，不是“五代”时的后周，而是指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我们知道，“五代”是唐代以后的一个历史时段，而“普乐郡”在隋开皇三年（583年）就已废弃了，做为普乐郡治的回乐县，怎么可能到唐亡以后的五代十国才始设置呢？何况，唐代，回乐还是灵州的州治呢！还须注意的是，回乐的“回”本来是“迴”，是“曲折环绕”的意思。现在，因为汉字简化，迴、回通用，故写为回乐。

回乐的设置也与民族大融合有关。南北朝时的几个政权，实际上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在互相争权夺利中，虽然免不了互相残杀，但盼望安定还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愿望，统治者不会不知道这一点。而且，在实践中，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你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你的统治才能稳固。所以，以北魏孝文帝元宏（拓跋宏）为代表，这些已经入主中原或者准备入主中原的氏、羌、羯、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主动采取民族融合的政策，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将居住地从边鄙迁入内地，实行民族杂居，鼓励各民族互相通婚。吴忠地区在设置回乐县之前，已有了普乐郡的设置，已经安置了不少的少数民族在此定居。到北周，“曲折环绕”，继续安置归附内迁的少数民族，“迴乐”县的设置就是见证。

“迴乐”是吴忠地面上设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县。从北周始设到西夏废止，其间经历了500余年，一直处在宁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位置：它先是普乐郡的郡治，后又是灵州的州治，继而又是灵武大都督府的府治，还是唐肃宗登基继皇帝位的地方。灵州诸县，以它为首；唐室中兴，从此发祥。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名冠一时，声震四方，成为诗人歌吟中一个响亮的音符。“烽火高飞百尺台，黄昏遥自碛西来。昔时征战迴应乐，今日从军乐未迴”。（唐李益《暮过回乐烽》）“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李益是“大历十大才子”之一，著名的边塞诗人。他的《暮过回乐烽》写的就是唐代吴忠将士的戍边生活，表现的是他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和豪迈的乐观主义精神。这首诗巧妙地运用了对比、回文等修辞手法，对表现“曲折环绕”的“回乐”主题，起到了其他手法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在引文中有意恢复了“迴”字，目的是让读者更易体会“回环曲折”的个中意味。《夜上受降城闻笛》是写戍边将士思乡情绪的。“回乐烽”就是回乐县的烽火台，今吴忠牛首山上还有“烽台墩”遗迹。也有的书将“烽”写作“峰”，成了“回乐峰”，就是牛首山 ；“受降城”就是回乐也即灵州。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曾在贞观二十年（646年）九月十五日，到达灵武接受诸少数民族的归附，兴奋地写下了“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诗句，并勒石纪其盛。所以，灵州（回乐）又有受降城的别称。李益的这两首诗，在数以万计的唐诗中占有重要地位，李益也因此而诗名甚高。据说，唐宪宗因为仰慕他的诗名，特召他回京师为官。

吴忠古称回乐，吴忠老一辈的老百姓记得清清楚楚。已故石作玺同志生前曾有个油印的调查材料，对此多有记述。他说：“据吴忠有人回忆的历史资料中称：清光绪十二年，平毁吴忠堡内原回乐县衙门。民国初，吴忠堡修建了‘回乐剧场’（现综合商店对门），大门上悬《古回乐》匾额。退休人员吴子英说，这三字是他写的。”原综合商店即今街心公园正门，它的对面即是回乐剧场，附近有鼓楼。据老年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他们曾见过鼓搂上也有 “古回乐”的刻字；新近发现的《清末民国吴忠堡略》对此记载更加详细和准确----这些，都是吴忠市宝贵的“历史记忆”，蕴藏着珍贵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七、吴忠地面上的西夏陪都----西平府、翔庆军

吴忠大地上最后一个显赫一时的地名是西夏的首都和陪都----“西平府”。西平府”之名由“西平王”而来。“西平王”是夏国主的世袭封号，最初由北周授予，隋、唐因之。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夏国主李继迁攻占灵州后，亲自命名，并决定将其作为西夏建国的首府。 1020年，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决定迁都兴州（今银川）。西平府仍为西夏的陪都，在西夏200年的历史中，与兴庆并称“两京”，是西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和基地。

李继迁为什么要把刚从北宋手中夺回的灵州改为“西平府”，并将其定为自己的首都呢？这还要从西夏的历史说起。

西夏是11—13世纪建立于我国西北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宋史》称为“夏国”，《辽史》和《金史》因它地处辽金之西，称之为“西夏”，后人多沿用“西夏”之称。历史上西夏是一个人少、地小，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政权，却能雄霸一方，与辽、北宋、南宋、金形成长期鼎足之势，周旋于各大国之间，立国比北宋、金、南宋都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西夏政权夺取灵州，并以此为中心，开疆拓土，为西夏帝国的创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党项族原居住在今四川的北部、西藏的东部、青海的东南一带。在唐代吐蕃侵掠、威逼下逐渐向甘肃的东部、宁夏的南部、陕西的北部迁徙。在唐末、五代的蕃镇割据斗争中，以拓跋思恭为首的一支党项族贵族逐渐壮大、发展。大唐帝国曾赐拓跋氏国姓李，北宋王朝也赐姓赵，但他们一直沿用李姓。

北宋统一中原后，也想利用党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来消灭党项的割据势力。但引起党项首领李继迁的反抗，于公元982年举起抗宋旗帜，不时夺取失去的夏银等州旧地。

李继迁拉起反宋的大旗，一方面向契丹称臣，取得契丹人的帮助；另一方面向宁夏全境扩充势力。为此，他把夺取灵州，进占宁夏作为建立西夏国的主要争夺目标，从公元996年——998年率重兵先后三次发动了夺取灵州的战役，但均未成功。灵州位于夏州的西侧，倚负贺兰山，带引黄河，地位冲要。在灵州的西面，是我国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灵州的西南面，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因而灵州成了汉、回鹘、吐蕃和党项各族势力争夺的焦点。公元1002年李继迁又率五万精兵一举攻克灵州，并改灵州为西平府。李继迁非常喜欢灵州的山川形势，认为“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莫知所备。”第二年，李继迁迁居灵州，在此修城挖壕、练兵积粮、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宗庙。实质上党项族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从夏州迁到了灵州。李继迁此次迁都的直接原因有三：

其一，西夏原来的根据地银、夏一带，东南是北宋王朝领土，东北为强大的辽国，军事上易受威胁，也不利向外扩张。而灵州地区水草丰美，地饶五谷，而且是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回鹘、吐蕃等民族的活动范围，便于向西北方开拓疆域。

其二，灵州地区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其地理位置比银、夏一带优越得多。灵州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交通要冲，有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晚唐以后，丝绸之路，主要通过灵州走向西域。

其三，灵州农牧业发达，土地肥沃，物产丰美，俗有“塞上江南”之美称。得黄河灌溉之利，旱涝保收，有建都的优越经济环境。

公元1020年，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将西夏政权的都城由灵州迁至怀远镇，改名兴州（今银川）。1033年，元昊开兴州为府，改称兴庆。1038年，元昊称帝，定都兴庆府，同时学习北宋的做法，在首都之外再设陪都，这样，兴庆和西平在当时并称西夏的东、西两京。

一个政权的都城是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释名》说：“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从公元1002年李继迁打下灵州至1227年西夏灭亡，灵州做为西夏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达225年之久，比西夏的立国历史还长20多年。

“西平府”之名由“西平王”而来。“西平王”是夏国主的世袭封号，最初由北周授予，隋、唐因之。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 1003年，夏国主李继迁攻占灵州后，亲自命名，并决定将其作为西夏建国的首府。1020年，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决定迁都兴州（今银川）。西平府仍为西夏的陪都，在西夏200年的历史中，与兴庆并称“两京”，是西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和基地。

李继迁为什么要把刚从北宋手中夺回的灵州改为“西平府”，并将其定为自己的首都呢？这还要从西夏的历史说起。

早在8世纪初，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党羌拓跋部遭受吐蕃的袭击，被迫迁徙到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一带。唐末，他们支持和参与唐政府镇压黄巢起义，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唐僖宗升任为定难军节度使（驻陕北夏州），晋封夏国公，赐姓“李”。五代时，后周又封拓跋部首领为“西平王”，这就是 “西平”称呼的来历。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后周手中夺取政权，建立了宋朝，立即采取了几项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军事首脑权限的措施，这虽改变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确也削弱了国家的边防力量。因此，宋朝立国的数百年间，边患不绝。到了宋太宗赵匡义时，在灭了北汉（979 年）以后，企图铲除党羌割据势力，便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令新嗣位的夏国主李继捧举家迁居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另派宋将尹宪知夏州。尹宪实行残暴统治，激起当地群众激烈反抗。李继捧的弟弟李继迁便在地斤泽（鄂托克旗）起事，抗宋自立。

由于灵州是北宋王朝的西北门户，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谓“关中之屏蔽，河陇之襟喉”。所以，就成了11世纪宋夏争夺的一个焦点。

宋太宗后期，李继迁多次发动对灵州的进攻，目的就是夺取灵州这个物产丰富、文化发达、形势险要的战略要地，为西夏立国作准备。至道元年（995年），李继迁先攻下了乌、白两盐池（均在盐池县东北）；至道二年，开始进攻灵州郊区，在浦洛河（今吴忠南面的惠安堡、苦水河）大败宋军的护粮队，夺取了宋军运往灵州的军粮40万石，对灵州形成了包围之势。后因怕陕北失守，才暂时撤围而去。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底，李继迁再次发动了对灵州的进攻。他先派兵夷平镇戎军（今固原），后又发3000余骑兵驻扎萧关，南可切断宋朝的援军，北可作对灵州进攻的基地。第三年，又出兵截取宋军由庆州（今庆阳）运往灵州的粮食。宋转运使陈纬和灵州知州李守恩在护粮战斗中牺牲。

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再次以5万大军围攻灵州。首攻不克，便转而西渡黄河，攻取定州（今平罗姚伏），又围怀远（今银川）。怀远宋守将李赞力尽自焚。李继迁进而破保静（今永宁），对灵州形成包围之势。

面对当时的形势，北宋朝廷里一片惊慌混乱，有主张放弃灵州，退保环州、庆州的；也有主张坚守灵州，以待后援的。宰相李沆分析说：“只要李继迁不死，灵州早晚要被他占领。不如及时通知灵州守将，立即将当地军民分散撤退回来，丢弃一个空城。这样，倒可以使关中百姓解除沉重的兵赋军役负担。”

于是，宋真宗便派兵6万，名义上是支援守卫灵州，实际上是接应灵州撤退。

咸平五年（1002年）正月，接应灵州的宋将张凝一度取得大胜。但由于宋真宗担心前方将帅兵权过重难以控制，不到一个月便把当时担任统帅的张齐贤的指挥权免了。这表现了宋朝开国以来集军权于皇帝一人的一贯国策，这是招致宋朝一系列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前线的张凝没有打通去灵州的道路，接应灵州的计划成为泡影。

这就等于是出卖了灵州军民。当时的灵州知州（州长）裴济，曾在这里苦心经营农田水利和安抚八镇军民两年。这时，围城之中粮饷断绝，他血染奏书向朝廷求救。但都石沉大海，始终不见宋军影子。三月，李继迁集中重兵，终于攻陷灵州。裴济被杀。

李继迁攻陷灵州，对西夏日后建国具有奠基的作用。

李继迁因其祖先世袭西平王，所以，在夺取灵州后，做了两件事：一是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并把党项首府从夏州迁到这里；二是令他的弟弟李继瑗和牙将李知白等在此修宗庙，建宫殿。——这是咸平六年（1003年）的事。

这就是吴忠（灵州）又成为西夏首府的来历。

当李继迁打算把首府从陕北夏州迁往灵州时，他的弟弟李继瑗不同意，说：“我祖先累世经营夏、银，今恢复未久，突然西迁，恐怕民心不安。”李继迁笑着说：“自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

可惜的是，当年（1003年）十一月，李继迁在与吐蕃首领潘罗支的战斗中中箭。次年（1004年）正月，这位为开创党项王国奋战了20多年的第一代首领死于西平府，终年42岁。

李继迁死后，他23岁的儿子李德明继位。北宋政府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想与党项缓和矛盾；李继迁临终前也希望保住已取得的成果，嘱咐其子李德明上表附宋：“一表不听，则再表，虽累百表，不得请，不止也。”李德明遵照他父亲的遗嘱，重用汉人张浦，注重巩固本土统治，他同时对宋、辽都称臣，宋和辽都封他为西平王。

西平府从首都变为“陪都”是1020年的事。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党项盛传怀远镇（今银川）北的温泉山中有龙出现，大臣们便大造舆论，建议朝廷“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当年十一月，李德明改怀远镇为兴州，并定为党项首都。但“西平府”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并没有丧失。李德明仿效宋朝分别称汴京和洛阳为东京和西京，也分别称西平府和兴州为自己的东、西两京---这样，“西平府”在成为党项首府17年（1003----1020年）后，又与隔河相望的兴州，共同成为两百年西夏王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基地。党项人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活剧……

“翔庆军”是西夏立国后，李元昊所置，是个军事设施，即翔庆军司驻地，驻兵5万人。

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称帝，建立夏国，史称西夏。李元昊称帝后,对全国的行政建制多有增改。但因元灭西夏后，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且也没有依照惯例为西夏修史，所以，西夏史籍多有佚失，更无《地理志》存留。这样，便造成其建置“扑朔迷离”，很难准确考证。但从各种文献辑录西夏州名，其数可达30，但《宋史.夏国传》仅记初为“十九州”，晚期增至“二十二州”，又有“十二监军司”。在宁夏境内，有兴、灵、盐、定、怀、永、静、顺、韦(威)、西安共10州。监军司有四：右厢朝顺军、翔庆军、韦州静塞军、西寿保泰军。其中，翔庆军司驻于西平府(灵州)，因此，西平府也被改称为“翔庆军”。西夏立国189年(1038——1227年)，但实际控制灵州长达225年(1002——1227年)。

八、明代初年灵州城从吴忠地面上的三次迁徙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刚刚过了16年(洪武十六年，1384年)，就因黄河发了大水，原来建在吴忠地面上的灵州城被黄河水“冲激崩圮”。这样，灵州城不得不向北迁移了10里，由于时间仓促，新建的灵州城的城墙只是用土夯筑，并没有用砖甃砌。

但是，新城筑起不到一年(洪武十七年，1385年)，又被泛滥的黄河河水冲坍了,这一次又向北偏东移了七里。据史料记载，永乐年间，黄河水还冲激了灵州城，只不过史料上没有记载冲激的程度及是否搬迁。

到了宣德三年(1428年)，因为黄河水的再一次肆虐，新灵州城又一次被淹。这一次，地方政府吸取前两次的经验教训，经请示朝廷同意，派人在该城东北5里处的一个山坡上，认认真真地选择了一块“高爽之地”，修建了一座新的城池——这就是今天的灵武市。这座城池起初也只是黄土夯筑。到景泰三年(1452年)“增筑新城”；弘治十七年(1504年)，增筑南关。经过多次修建的新灵州城 “周回七里八分，高三丈，池深一丈，阔五丈”，并逐步由土夯变为城砖包裹，颇为雄武。由于新城的地势在山坡上，大大高于黄河水面，这才避免了再次被淹的结局。而原来的灵州故城，也只留下颓垣断壁……又过了若干年，连颓垣断壁也不存在了，只留下了“古城”及“旧回乐”等几个地名，依稀保留了一点历史的记忆……

九、在古灵州城址附近新建的城市----吴忠

吴忠这个地名始见于明朝，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明嘉靖初为安定边塞，防御西北少数民族的侵扰，“尽徙宁夏之民与他地，迁秦晋江淮之人以实之，分屯建卫，筑堡以居。”该志又引述《宁夏旧志》云：“宁夏堡寨，以人名、事名、地名、……即以其屯长姓名命堡，如叶升、李俊、王太之类是也。”《 明史·宁政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宁夏堡寨，以人名命地名……限以其屯长姓名命堡，若叶升、李俊、张政、吴忠之类是也。”

吴忠，安徽凤阳县临淮观镇人，世袭靖海侯。其父吴祯、伯父吴良，均系大明63位开国功臣之一。吴祯封靖海侯，追封海国公；吴良，封江阴侯，追封江国公，为明皇陵的督造者。靖海侯吴祯善水战，曾督海运，饷辽东。洪武二年(1369年)平陕西还，与副将军冯胜驻庆阳。洪武十二年(1379年)病卒。其子吴忠袭。廿三年(1390年)因胡惟庸案受牵连，吴忠被诛。死后被葬于父辈墓地。

由此看来，“吳忠”堡的设立当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之前。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了。

今天的吴忠市是古灵州城附近新兴的一座城市。

吴忠先是人名，后演变为地名。做为地名的吴忠，大约是明朝嘉靖六年(1527年)或者稍前才出现的。由于明朝实行军屯，在宁夏设置了不少军屯堡寨。这些堡寨便以当时的屯长的名字命名。“吴忠”便是屯长的名字。

虽说吴忠堡的“堡寨”，至迟筑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但因其系土筑，经不起岁月风雨的剥蚀，大约在清朝同治年以前即已坍圮。清末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于此重筑堡寨，这就是解放初我们看到的样子。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于1937年曾到宁夏考察。他在当年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崇兴寨与吴忠堡俱同治年间所筑。灵武、金积为当时回人重要根据地，故乱平后特筑此二寨于两县之间，以资震慑也。崇兴寨称右营，吴忠堡称左营，俱驻兵之所。”这既说明了筑堡寨的时间，又说明了筑堡寨的用意，已经很完备了。我所要补充的是，所谓“右营”、“左营”者，皆董福祥所部。当时的董军号称“董字三营”，即中营、右营、左营。右营首领李双良，左营首领张俊，中营由董福祥亲自督率，他当时驻金积附近。同治兵燹后的吴忠堡，就是依托张俊的左营又发展起来的。

据现存《清末民国吴忠堡略图》所载，清末和民国年间的吴忠堡，面积很小。其具体位置,在今天的街心公园以西、西湖小区以东，裕民西街以南、邮政局以北，呈正方形。大至范围是：北界裕民西路，南临胜利西街，西靠西湖小区，东接街心公园。其北、西、南皆为湖泊所包围；东边，即现在的利通街，当初是—条渠，叫“迎门渠”，从秦渠中华桥侧引水，过吴忠堡东门(约在今街心公园)向北流去，可起到护城河的作用。上世纪初叶，灵武士绅徐相因感交通之不便，便在今购物中心处的渠上架石桥—座，名“石桥子”。1943年，又将迎门渠填平，修成一条路，这便是“利通街”了，取其便利交通之意。

昔日的吴忠堡内，呈什字街形布局。沿东西大街(约当今天的民生街)两边，排列着旧回乐县衙及“裕泰当”、“兴盛当”、“泰祥成”、“祥泰元”等商号和邮局、银楼、油坊等。东大街的最东头是火神庙、钟鼓楼、东门(约当今天的街心公园)；西大街的最西头是西寺、文庙(小学校)、娘娘庙、城隍庙和西门。沿南北大街(即今通过兴教寺东大门的那条街)两边，排列着兴教寺(西塔)、银楼、油坊以及民宅等；最北端是桓侯庙、鲁班庙、“义升当”、大北门(另外还有小北门)；最南端是“义和当”和大南门(另外尚有小南门)。邮局、“义兴当”、油坊等，就坐落在两街相交的十字路口。俗称的“张府”(张俊府第，在今西湖菜市场南)和“张家花园”(即今吴忠军分区)，都在吴忠堡大南门外。今天的街心公园、购物中心、民族饭庄等，也在吴忠堡的东门外边。至于新世纪商厦以东的所有街区、单位，更在吴忠堡东门外之又外；而裕民街以北，则是湖泊和荒地；马鸿逵的“大寨子”、“小寨子”则还在湖泊之北。

吴忠堡虽属后建，却“后来居上”，胜出了灵武和金积。其原因盖由于它占据了古灵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得“水旱码头”交通发达和“天下粮仓”秦汉渠灌溉之利。

解放初和解放前，当未有铁路之时，宁夏的交通主要靠陆路和水路。陆路又主要靠民间骡马、大车和驼队。据资料记载，在马鸿逵主政宁夏时，宁夏拥有商用骡马大车6549辆，但汽车数量极少。1941年到1942年，全宁夏共有汽车5____6辆。1942年以后，车辆数不超过10 辆。1946年，拥有汽车31辆，能用的只有25辆，其余的“待报废”；同年11月，拥有41辆，这是宁夏配车最多的一年。无论是汽车，还是民间运输，吴忠都是必经之地。当时的“宁平路”、“宁平绥路”、“宁平西路”、“宁兰路”，大都要经过吴忠。至于水路，更是如此。当时吴忠有两个大型码头，一个在秦坝关，另—个在古城湾。码头附近都设有大型货场，主要堆放皮毛、木材、药材等。当时流行一首民谣：“秦坝关，古城湾，木料场的松木堆成山，日进日出卖不完……”正因为如此，这里便形成了所谓“天下大集”，“河东菁华”，吴忠很快便发展起来了。至解放初，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地位，超出了灵武。比如，马鸿逵的行宫设在吴忠，一些大商人的商号设在吴忠，就连河东唯一一座中等学校“灵武简易师范”(吴忠中学的前身)也设在吴忠！

“吴忠”何时才被冠以市（县）之名？据冯茂的《宁夏现代政区变迁沿革》一书所记：“吴忠市名是1949年秋出现的。此前为吴忠镇，属灵武县管辖。灵武解放后建政时，改吴忠镇为县辖吴忠市。”而且，此后变更频繁，给人民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极大不便：“1950年1月，自灵武县析出升置为县级市，直属宁夏省管辖，其行政区划是，将灵武县划归吴忠市的一市三区，以数字排序建为四区20个乡。一区治在城镇，二区治在东塔寺，三区治在王家庙，四区治在上桥。1955年撒区并乡时，将20个乡合并成7个大乡，即东塔寺乡、古城湾乡、秦桥乡、早元乡、陈袁滩乡、上桥乡、罗渠乡。1958年 10月人民公社化，全市组建为一个公社----吴忠人民公社”。1960年10月，“因公社规模过大”，又划分为三个人民公社，“即吴忠、红旗、东风公社。此时，金积县撤销，该县所辖马莲渠公社及双闸公社的大部划归吴忠市管辖。吴忠市从马莲渠公社划出一部分与双闸公社部分合组为金积公社……1961年划马莲渠及东风两公社的廖桥、杨马湖等地增置了汉渠公社。”

1962年调整公社规模，将6个公社分组为13个公社，即：红旗、古城、陈袁滩、东风、东塔、吴忠、板桥、金积、马莲渠、马家湖、高闸、汉渠、秦渠公社。

1963年，吴忠市改为吴忠县；1966年将陈袁滩公社先划归青铜峡县管辖，后又划回；1968年“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公社和大队的名字被更改。到1972年6月以后，又陆续恢复了原有名称。

1983年，吴忠县又改为吴忠市。

1998年银南地区撤地设市，原县级吴忠市更名为利通区……

这样频繁地更改政区和地名，—方面反映了事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历史文化的不尊重，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幸好，在这么频繁的变更中，有—个地名始终未变，这就是“古城”！

十、古灵州的历史记忆----古城

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地名，都是一种“地方记忆”，蕴涵着这个地方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人们了解这个地方过去历史的一把钥匙。所以，人们都很重视地名的命名和使用。在一般情况下，地名绝对不是胡起乱编的，大都有它的根据和缘由；已经叫出去的地名，人们也不会随意更改（除了个别无知和狂妄自大的人），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持地名的连续性，使这个地方的历史不被割断，使这个地名中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不被丢失，从而方便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有利于这个地方的建设和发展。

由于吴忠是个新建的城市，加上后来的当政者好大喜功，缺乏历史文化知识，所以对古旧和历史曾用名不加珍视，不断地随意另起新名，使得吴忠仿佛是一座在沙漠中新建的无根无柢、没有来路的城市，几乎割断了吴忠全部的历史记忆。幸好还有几个村庄的名称没有纳入他们改名的范围，侥幸被保留了下来，这便成了我们追忆吴忠历史文脉的宝贵线索。这些珍贵的古旧地名是：瓦渠、枣园(今名早元)、板桥、石佛寺、兴教寺、古城等。

《嘉靖宁夏新志》说：明洪武十七年(1385年)，灵州“以故城为河水崩陷，……于故城北七里筑城，编集原遗土民及他郡工役民夫之忘归者，为瓦渠、枣园、苜蓿、板桥四里，属宁夏卫经历司。”

这就是说：当时灵州故城被黄河水冲坍后，在离原灵州旧城以北七华里的地方筑了一座新城，把原来的一些土著居民及外地来这里打工而回不了家的人编集到一起，组成了瓦渠、枣园、苜蓿、板桥等四个村子，归属宁夏卫(银川)管辖。这四个地名，除“苜蓿”一名不存外，其余几个至今都在。

前文中所引“灵州故城”一名，后来便演变为古城墩、古城。石佛寺在今吴忠市东郊的东塔寺乡。《嘉靖宁夏新志》说：“石佛寺，古灵州城址”。兴教寺，在今吴忠市区西，《宁夏志》和《嘉靖宁夏新志》都说在故灵州“城西”。----这些地名的存在和相互联系，都证明了一个事实：明代以前的灵州城就在今天的吴忠。

“古城”这个地名，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明庆靖王朱栴亲自撰写的宁夏第一部志书《宁夏志》，成书于宣德年间（1426---1435年），当时灵州古城遗址尚在。朱栴这样写道：“（灵州）故城居大河南，今犹存其颓垣遗址，其西南角被河水冲激崩圮。”

所谓“大河南”就是黄河南。明代黄河正处于“不安流”期（史念海语），当时流经吴忠段的黄河从古城湾附近向东拐出，经东塔入山水沟进入灵武境，故言古灵州在“大河南”；所谓“颓垣遗址”就是老百姓俗称的“故（古）城墙”，后来便省略转化为“古城”。明代又在古城湾建一墩堠(烽火台)，亦名“古城墩”。但此一“古城墩”非昔日之灵州故城“颓垣遗址”。不过“古城墩”依傍于“古城”遗址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上世纪60年代，一些老年人还记得古时黄河旧道从上古城湾向东北而流，现在的左营北崖，就是古时黄河崖子，他们说：“古城湾有一座城，早已坍入河中。”这个民间记忆，正与专家的考证相吻合，又为2003年春天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古城湾，又分上古城湾和下古城湾，绵延十数里。上古城湾与早元相接，下古城湾又一直向北、向东延续到双墩子和东塔附近。其中，“双墩子”旧有街市、庙宇，亦称“新接堡”。“新接”，是指明代新接通的一段渠道(“御史渠”)，在此还曾设置一座驿站并置有两个墩堠，名“新接堡” 和“新接墩”，与“古城墩”相邻。古代修建的墩堠，既是军事设施，又是民用交通通讯设施，有“五里—单堠，十里—双堠”之制，但在平原和人烟较稠密、尤其是黄河渡口等重要地段，墩堠、驿站的设置相对密集一些，而在偏僻和荒凉的丘陵山区，其设置距离则相对稀疏一些。上世纪70年代，人们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还在双墩子及隔河相望的杨滩挖出不少条石、古砖瓦及一些陶器。现在仍可在此处沟渠和农舍里看到这些遗留物。